从又丑又小到“湖中仙子”，浙大研究揭开7000年来人类为“她”“整容”的秘密
编者按：在全校上下认真学习贯彻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之际，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正迎来新一轮的战略机遇。此前，学校召开了文科发展咨询专家小组会议，并决定于4月13日召开浙江大学文科大会。浙江大学微信公众号特推出文科系列报道，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人文学院文博系郭怡副教授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这项研究显示人类对菱的干预，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
荷塘三宝、小米菱角桂圆粥、菱角烧排骨，
想必此时的你已经小咽口水了。
而以上三道菜有着相同的一道食材，
你可已猜到？
她于四月初绽嫩叶，五月开花玲珑，
六月显露锋芒，七月鲜嫩宜食。
她就是时常出没于
文人墨客诗句中的湖中仙子——菱。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博系郭怡副教授课题组最新的一项研究成果，探讨了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菱角形态变化情况。郭怡说，这项研究显示人类对菱的干预，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
作物是如何驯化？动物是怎样被驯化的？人的食物结构是怎么样的？
翻开史前人类的食谱，对自己的先民是不是“吃货”，充满了好奇。拿水稻来说，现在吃的水稻和史前时期大不一样，其性状与野生水稻也很不一样。水稻的生长按着“适者生存”的进化，根据环境作出最有利的选择。而造成今天水稻形态，更多的是因人的驯化，使之容易脱落、结穗密集、子实饱满。
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菱角
曾几何时，菱也是一种世界性的食用植物，我国先民使用菱的证据可追溯到8000年前。从考古角度看，菱在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广泛出土，是史前食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野生的菱角是什么样子？
长刺、形小。
这样的形状，便于扎根到土壤中去，以便更好地繁衍后代。“只有这样，在淤泥里才能不被水冲走，同时也避免暴露于外时被动物直接吃掉。”
在预研阶段，郭怡课题组从直观上就发现田螺山出土的菱，从形态上就不像野生的那般。为了得出更加精确的结论，课题组就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比对分析。郭怡和邬如碧等人首先对田螺山遗址出土的400余个距今六七千年的菱角进行测量。
长、宽、角度、长径，是主要测量指标。
（测量方法）
将出土的数据嵌入到以现在菱角数据为基础的坐标系中，从体形的变化看，7000年前田螺山菱角，介于野生和驯化的菱角之间。随着时间的演变，从田螺山7000年往6000年走的历史当中，菱角的大小体形变化展现出继承性。即随着距今年代的推进，越来越靠近现代指标。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菱角，已经接近种植状态下的样貌。而目前高度驯化的菱角体态，没有复杂的人为管理是不可能产生的。郭怡说，“现有的数据对比，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田螺山先民对菱的驯化、栽培，但不可否认已受到人为干预。”
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菱角
“这项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很简单，但是却有着两个非常很重要的意义。”
大多数人对菱角没有特别的关注，认为这是水稻农业的一个补充。“水里长了菱，先民们就将之采来吃而已。”
郭怡课题组认为，这突破了过去只关注主要农作物的视野局限。对人类主食的研究应该改变原有的“忽视”其他作物的思维定势，“不能抹杀人类曾将其他作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可能。”
一直以来，在对中国食谱的主食研究中，水稻、小麦、小米这些现在仍发挥这重要作用的粮食作物成为主要内容。“原始社会，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始农业的诞生应该是一个复杂体系，如果仅仅研究水稻等显然无法揭示完整的历史。”郭怡认为，或许菱也曾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意义，郭怡认为是“反哺田野考古发掘的过程”。
（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
也就是说，在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采集各类样品。因受到时间、经费、人力的各方面的限制，陶瓷器、青铜器等显眼的遗物往往成为发掘和保存的“受青睐者”，而像菱角这样的出土品往往保存下来的就比较少。
新石器时代，全国有超过30处遗址出土过菱角，往往都是碎片和极少数完整菱角而已，有统计学意义的不多。
（现生的菱角）
“你现在觉得不重要的东西，有可能对未来研究者很重要。”郭怡表示，在他们之前，国际上对古代菱角进行研究的文献极少，而他们的研究开始后，一个新的方向似乎已经开启。
田螺山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是浙江省新近发现和发掘的又一处重要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一处史前村落遗址。遗址有海量的菱角，他们选择其中完整的进行研究测量。
然而，他们的这项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14年开始，一直陆陆续续测量到2016年。每次测量，课题组成员邬如碧都要到往返发掘工地取样。
出土的样本有了，现在人工栽培的样本通过不同地区的购买也有了，那么野生菱角的样本从哪里来？
它们来自距田螺山遗址直径距离不到7公里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在那里有一块封闭了几十年的的生态园。走在路上有小龙虾到处爬，小兔子钻来钻去。而其中的菱也长成了适应环境的原初野生状态。
郭怡说，自己为什么对菱角，对“吃”的研究情有独钟？
是因为我即我食。郭怡说，身体中所有的东西都有营养，都与吃的东西有关。“我吃的东西组成了我。”
郭怡2000年读大学本科，一开始他的专业方向就是田野考古。跟我们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拿着手铲、刷子在出土现场参与发掘。到2005年，入读硕士后，研究方向开始变化了。
他转向科技考古。也就是将自然科学的手段与考古研究的手段结合在一起，对出土样品进行研究。
“我主要是对人、动物、植物的遗存进行生物考古研究，来考察以前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问题。”
这个研究方向的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在这之前的很多年里，生物考古在国内鲜有人知。当导师来与他商量方向时，郭怡最开始是拒绝的。
“我非常喜欢陶瓷器研究，那缤纷的色彩令人如痴如醉。”郭怡说，“我还到考古现场，物色好了一堆出土陶片，并告诉导师那是我将要探讨的工作。”
这种抗拒，在郭怡自己带学生时也遇到了。
本次工作的共同第一作者邬如碧，她最开始面对这个关于菱角的研究也出现过动摇，并一直很想开展对博物馆学的研究。但真正进入研究后，邬如碧一发而不可收拾，如今她已从浙大毕业到牛津深造，而研究的方向依旧是植物考古。
郭怡当年的选择，亦如邬如碧，在导师的苦口婆心下被说服，而且发现科技考古“别有洞天”。
随着硕转博，毕业后郭怡获得了理学博士。这样文理交叉的背景，使得他对考古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更准确的揭示过往的历史。
深化学科交叉！
郭怡的答案简短而斩钉截铁。“理工科的很多方法其实是可以运用到考古来做交叉的，但一听到理工科，文科生的第一反应就是畏难。”郭怡说，“我见到每一届学生，第一件事就是打消他们的这个顾虑。”
“难的不是学科交叉中的方法，而是研究思路上如何捅破那层窗户纸。”郭怡说。
该研究工作目前已经得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5CB9538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4110201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号：16NDJC171YB）、浙江省文物保护科技项目（项目号：2012009，2014005）、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Y201225579）和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G143）等课题的联合资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也将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越来越多对考古感兴趣的学者也会逐渐加入到考古的队伍中。
内容来源：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将人类对菱的干预可推进至距今六七千年前》（记者：柯溢能）
部分图片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编辑：陈玉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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